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二、2011年以前的土地拆迁补偿状况1、适用法律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因此，自2001年11月1日起城市规划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适用该条例的规定。专业大连法律顾问 2、拆迁补偿工作处理流程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为拆迁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并与被拆迁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土地出让系属于毛地出让，由开发商负责对地上房屋等建筑物进行拆迁。大连法律顾问咨询3、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界定的"拆迁"，本质上是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产权的征收，而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依据前述《物权法》规定，政府征收居民享有所有权房屋的行为，是政府与居民间的行政关系；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却规定：拆迁的决策主体是政府，政府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由开发商等企业进行拆迁及补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的悖离，导致出现先拆迁后补偿情况，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大连法律顾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大连法律顾问咨询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春柳街道与建方律师就司法服务事宜进行会面交流，2016年3月11日，我所徐长胜主任及团队律师与大连市春柳街道孙书记、王主任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就春柳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宜进行会面交流。专业大连法律顾问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工作创新年活动”，春柳街道将与我所携手合作，创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大连法律顾问咨询孙书记强调：“要在寄情、说理、求法的理念下，开展春柳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通过树立“一种”法律服务理念，实现家庭、邻里、社会大和谐；搭建“二级”法律服务组织架构，实现纵向贯通全方位；统筹“三方”法律服务资源，实现横向连通多角度；建立“四个”法律服务平台，实现载体服务无死角；提供“五大”法律服务产品，实现需求供给全覆盖；创新“六项”法律服务机制，实现服务保障立体化。为新时期深化社会治理，全面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出一个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体系。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应对疫情对合同履行带来的影响时，一方面应当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应当注意收集并固定证据为日后诉讼做好准备，及早谋划，妥善应对，争取将疫情造成的风险损失降到最低。专业大连法律顾问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原则性应对建议：1、在疫情期间如需签订新的合同，应注意充分考量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可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在合同中作出事先安排。2、应注意收集新冠疫情可能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相关证据，为潜在官司做好证据准备。如政府延长假期的通知、建筑工地延迟复工的相关政府文件、施工人员被隔离、因疫情导致建设工程停工、逾期复工、供应商出具的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供货的证明、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证明等证据。3、应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及并与对方进行沟通协商。及时采取适当减损措施（如变更交付方式、延长交付期限、及时处理易损易耗标的物等），防止损失扩大，避免加重自身责任。大连法律顾问咨询4、应密切关注政策形势，及时利用政策便利消减法律风险。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锡、上海、浙江等多地出台针对房地产的楼市新政，包括延期缴纳税款、金融支持、调整预售条件、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措施，重塑楼市信心，不排除接下还有其他城市出台相关举措。 特别说明: 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均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在个案中也有可能存在不同差别，本文并非正式的法律意见，仅供参考。
政府工程项目的管理单位在《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实施后应注意的几点问题：三、建设单位承担的主要风险？《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加强风险管理，合理分担风险。”列举了建设单位的五项主要风险，“具体风险分担内容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鼓励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单位运用保险手段增强防范风险能力。专业大连法律顾问”虽然运用保险手段可以转移和管理部分风险，但实施过程中仍有大量风险需由建设单位和承包人自行承担，不能通过保险手段完全避免，此类风险应通过合同约定进行合理分配，然而不可否认，鼓励风险转移确实为保险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大连法律顾问咨询在目前主要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范本中，一般遵循的原则为：项目环境风险由双方共同分担，以建设单位承担为主；项目自身风险由双方共同分担，以承包人承担为主；双方各自行为导致的风险，由建设单位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在现实中，经常发生建设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将本应由建设单位合理承担的风险强行转移给承包人承担，造成承包方负担过重、难以索赔，为此，第十五条列明了由建设单位承担的风险，主要包括：“（一）主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幅度的部分；（二）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的变化；（三）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四）因建设单位原因产生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五）不可抗力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以供承包人在谈判中参考引用。第十五条继而规定“具体风险分担内容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也就是说上述风险并非必须由建设单位承担，双方仍然可以自行在合同中约定风险分担内容。因此，对于建设单位而言，尤其基于当前买方市场的现实，并不必然存在风险增加的问题。
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责任承担简析二、解决实践中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存在的途径笔者认为，“分离主义”立法模型的改革思路无疑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但实践中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困惑，并非以上观点所能解决的。专业大连法律顾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了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应进行清算，在清算后注销公司登记。此种规定相对以前的规定是一种进步，但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在公司法人不进行清算时，由谁进行清算。法律规定以及理论探讨的内容在理论上是成立了，不存在任何矛盾，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企业作出吊销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后，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吊销营业执照仍然在企业保留，公章未收回，仍然在继续使用，有的税务登记、银行账户仍然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致使第三人误认为其仍具有经营资格，继续与其进行业务往来，这是造成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大连法律顾问咨询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规定企业法人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应当向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的文件。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后，收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收缴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一年的，视同歇业，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收缴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催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但现实中正是由于其不作为造成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进行清算，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面。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进行清算，可以有效解决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所产生的善后问题。在实践中，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很多情形是企业资不抵债，通过不进行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手段，达到逃避债务，因此对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进行清算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进行清算，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机构、个人参加的清算组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对于存在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拒不配合、提交帐目不清、主要负责人无正当理由逃避等情况的处理，因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此应加强相关的立法，避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继续存在，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