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 六、物业管理篇1、疫情期间，物业服务公司配合疫情防治的职责有哪些？答：根据2020年1月28日《关于做好全省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辽住建房〔2020〕1号的规定，各物业服务公司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要按照属地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指导和要求，配合社区等部门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统一防鼠灭鼠行动，做好员工自我防范工作，暂时停止各种集会活动。专业大连法律咨询2、针对公共区域的防疫措施费用该由谁承担？答：物业服务公司的费用也依核定方式有所区分。包干制下的物业公司的成本应包括疫情防控支出的成本。若物业公司认为投入成本过高超出物业公司的承受范围，应主动与该区域的业委会或者为设立业委会的当地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商沟通，争取适当地从公共收益中获取相应补贴。酬金制下的物业服务企业，物业公司以收取的物业服务资金为基础，在抽取依合同约定的比例和相应数额的费用为企业自身收益后，剩下的资金应作为防疫的支出成本，该剩余资金在成本支出有结余的应继续由业主享有，若无法弥补防疫成本，业主应承担，物业公司可在进行相应支出后向业主额外收取。大连法律咨询顾问3、业主向租户免租后，租户的物业管理费是否也应当免交？答：除非物业公司同意，否则物业管理费不应免交。租金与物业管理费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租金减免不必然导致物业管理费减免。在疫情期间，物业公司仍然持续履行着物业服务工作，故业主（或租户）仍然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4、业主能否以疫情为由拒交、缓交物业费？答：业主不能以疫情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减免物业费，业主逾期缴费应构成违约。如果物业公司因疫情防控导致减少物业岗位人员配备，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质量等未明显下降，未对业主产生实质性损害的情况下，业主不能少交或不交物业管理费。
哈尔滨大连法律咨询热烈祝贺建方所徐长胜主任当选大连市房地产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2018年8月21日，大连房协举行了第八届理事会换届选举。我所徐长胜主任荣幸地当选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大连法律咨询顾问大连市房地产业协会成立于1986年7月，至今已有32年的历史。大连房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认真履行职能，接受政府部门指导，紧密联系和走访企业，把握企业会员及行业发展需求，为大连市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均带来巨大影响，房地产行业也深受冲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于1月26日向会员单位并全行业发出《倡议书》，呼吁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暂时停止售楼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行恢复。专业大连法律咨询据《财经》报道，全国已有110个城市的房协、住建局倡议或直接发文要求暂停开放售楼处，12城房产交易大厅暂停办理业务或直接关闭网签系统，无锡、大理等多地住建局还发文要求暂停建筑施工和复工，深圳等城市部分地块拍卖也被要求延期进行。受此次疫情影响，楼市成交量骤减，房地产开发企业损失严重。大连法律咨询顾问2020年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新冠疫情可以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据此，本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受疫情影响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分析，以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妥善解决纠纷，减少损失。
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导语：2019年5月5日，国务院出台《政府投资条例》，距离《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已时隔九年，《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第一部关于政府投资的行政法规，相较于以往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等，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效力性,该《条例》的第二十二条“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施工”也对社会资本垫资投资的方式予以禁止，对解决目前建筑行业市场中存在的垫资问题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专业大连法律咨询一、何为垫资对于垫资行为的认定，现行文件及规定中主要有：2006年1月4日发布的《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中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带资承包是指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度按月支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由建筑业企业垫款施工。”《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试行）》规定：“根据确定的工程计量结果，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支付工程进度款申请，14天内，发包人应按不低于工程价款的60%，不高于工程价款的90％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大连法律咨询顾问”参照上述两项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存在如下情形之一会认为存在垫资行为：1、进度款低于当期已完工程进度计量款的60%；2、未全额支付预付款；3、未按照月度付款而采用形象进度付款。二、何为政府投资项目《条例》第二十二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政府投资项目，《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分为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而按照《条例》第九条规定，以上几种情况中只有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这两种方式被认定为是《条例》所规定的“政府投资项目”，这也就是说在政府采用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方式进行建设项目，才是法律规定的禁止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如果政府采用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其他方式参与工程投资建设的，则不受《条例》第二十二条垫资施工的禁止性规定。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大连法律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大连法律咨询顾问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春柳街道与建方律师就司法服务事宜进行会面交流，2016年3月11日，我所徐长胜主任及团队律师与大连市春柳街道孙书记、王主任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就春柳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宜进行会面交流。专业大连法律咨询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工作创新年活动”，春柳街道将与我所携手合作，创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大连法律咨询顾问孙书记强调：“要在寄情、说理、求法的理念下，开展春柳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通过树立“一种”法律服务理念，实现家庭、邻里、社会大和谐；搭建“二级”法律服务组织架构，实现纵向贯通全方位；统筹“三方”法律服务资源，实现横向连通多角度；建立“四个”法律服务平台，实现载体服务无死角；提供“五大”法律服务产品，实现需求供给全覆盖；创新“六项”法律服务机制，实现服务保障立体化。为新时期深化社会治理，全面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出一个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