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纠纷三问，专业房地产纠纷律师问题一：拒缴物业费问题李女士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不善，经常出现楼道垃圾几周没人清理，个人停车位被外来车辆占用，房屋漏水迟迟不修理的情况，小区业主多次与物业公司协调，仍不见起色，于是李小姐等大量业主以拒缴物业费的形式抗议，个别业主甚至5年未交过物业费，不久前，物业公司将李小姐等人起诉至法院，要求其缴纳欠付的物业费。李女士的问题是：李女士认为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维护义务，所以想问一下业主是否有权拒缴物业费？律师解答：现实中有很多的业主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意而拒绝缴纳物业费。不可否认的是，不少物业公司在管理上确实存在问题，比较常见的是维修不积极、对外来车辆占道、阻挡车辆及车位等情况消极处理等。房地产纠纷律师咨询但是李女士是否能因此不交物业费，则需要看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是否有相关的约定，如果《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因物业公司不履行义务，业主可以拒绝缴纳物业费的话，李女士有权不交物业费，如果没有约定，则不能以不交物业费的方式抗议。但是依据行业惯例，往往《物业服务合同》都是由物业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物业公司是不会设定如此不利于自己的条款，绝大多数物业合同中仅仅约定类似于“如不履行合同义务，对方可终止或解除合同”的条款。因此，一般来说，业主是不能以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维护义务而拒绝缴纳物业费的。业主遇到李女士的这种情况时，可以采用通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交涉的方式先进行协商，如果物业公司仍消极履行义务甚至不履行，业主委员会可以代表全体业主解聘物业公司，重新聘请其他物业公司，并可起诉物业公司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三、借贷融资篇1、因疫情原因导致资金支付能力下降，开发商不能及时还款银行贷款的，如何处理？答：还款是履行金钱支付义务行为，受疫情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减少，现场业务办理确为不便。但当下社会电子支付方式已经普遍，疫情影响也不会导致借款人自身的还款义务消灭，故借款人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专业房地产纠纷律师除因假期迟延导致金融系统关闭而未能及时支付偿还融资款项时可主张免责外，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因疫情事件导致其支付能力下降而要求免责的，不能成立。但根据 2020 年 2 月 1 日《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2020〕29 号)规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如果因疫情原因导致支付能力下降，不能及时还款，建议房产地开发企业与银行及时取得联系，争取能够协商调整还款期限、利率等合同内容。2、因疫情影响导致合作方之间的资金不能按时支付，如何处理？答：合作方之间的资金支付问题，也属于履行金钱支付义务的行为，处理思路同上。合作方之间的资金支付义务往往与其他合同义务紧密相连，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出现交叉违约等情形，激化矛盾，甚至影响合作事项的推进。双方应该在公平原则上协商处理后续合同义务的履行问题，避免后续产生其他争议。房地产纠纷律师咨询3、疫情期间，金融机构以疫情对企业经营造成影响为由，提前要求解除金融借款合同，停止或迟延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的，如何处理？答：根据 2020 年 2 月 1 日《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 号)规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帮助和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维护社会就业稳定，是疫情防控在经济领域延伸的应有之意。在疫情防控期间，金融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未届满，没有法定和约定的其他理由，金融机构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不予支持；金融机构提前收回贷款或迟延交付贷款的，借款人可以请求金融机构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4、按揭贷款客户逾期还款，开发商是否可以疫情及防控政策作为抗辩理由，避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答：2020年2月1日《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第一条第四款规定，银行对于逾期贷款不视为违约的对象有两类：1.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2.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上述两类人员在疫情期间发生逾期还款的，开发商可根据不可抗力事由主张免除连带保证责任。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 三、2011年以后的土地拆迁补偿状况1、适用法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因为存在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情况，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公布并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随即被废止。专业房地产纠纷律师2、拆迁补偿工作处理流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市、县级人民政府有权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前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土地出让采取净地出让的方式，由市、县级政府在土地出让前，先行与被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相应补偿。开发商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不需要再进行拆迁补偿。房地产纠纷律师咨询 3、新旧法差别首先，拆迁的法律主体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了政府是征收人，房屋产权人是被征收人，政府与房屋产权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金；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拆迁许可证制度，由政府作为第三方颁发拆迁许可证，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是拆迁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两个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政府负责裁决。其次，拆迁的目的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只有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老百姓的房屋，征收属于政府行政行为。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只要是城市规划的需要，政府颁发拆迁许可证后就可以进行拆迁。再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政府行政强制拆迁的权利。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政府才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房地产纠纷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房地产纠纷律师咨询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