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街道与建方律师就司法服务事宜进行会面交流，2016年3月11日，我所徐长胜主任及团队律师与大连市春柳街道孙书记、王主任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就春柳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宜进行会面交流。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工作创新年活动”，春柳街道将与我所携手合作，创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孙书记强调：“要在寄情、说理、求法的理念下，开展春柳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通过树立“一种”法律服务理念，实现家庭、邻里、社会大和谐；搭建“二级”法律服务组织架构，实现纵向贯通全方位；统筹“三方”法律服务资源，实现横向连通多角度；建立“四个”法律服务平台，实现载体服务无死角；提供“五大”法律服务产品，实现需求供给全覆盖；创新“六项”法律服务机制，实现服务保障立体化。为新时期深化社会治理，全面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出一个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体系。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辨析，摘要：行政合同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而产生的。行政合同既有私法领域中的合同理念，也体现了一定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相比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案件简介：2010年刘某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经过三审三公示”，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2011年10月，刘某与该市第二房管所签订了廉租房租赁合同。2016年经相关部门审计认为刘某已经不符合继续租赁廉租房的条件，遂与刘某解除《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并要求刘某立即搬离。刘某与房管所协商无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审理：法院认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廉租房租赁合同应为行政合同，如果廉租房承租人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有争议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遂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评析：（一）行政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新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肯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性。根据通说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有：第一，行政合同当事人中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包括法律或行政机关授权的的组织等。当然，行政主体也可以为民事行为，其为实现一定的民事目的而进行民事行为时所签订的合同是民事合同。第二，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具有公益性，其产生、变更、消灭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所以如果合同内容只涉及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则应视为民事合同。第三，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显然但是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这一点和民事合同完全不同。所以作为管理一方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面的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作为被管理一方的当事人则不享有此种权利。（二）《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首先，该合同是该市第二房管作为主体与刘某签订的，第二房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次，廉租房是指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廉租房管理部门与廉租房承租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三，廉租房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优益权，如果廉租房保障部门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等有争议的，廉租房保障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此，案例中《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应属于行政合同。（三）典型的行政合同类型典型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国家订购、政府采购合同、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 六、物业管理篇1、疫情期间，物业服务公司配合疫情防治的职责有哪些？答：根据2020年1月28日《关于做好全省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辽住建房〔2020〕1号的规定，各物业服务公司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要按照属地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指导和要求，配合社区等部门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统一防鼠灭鼠行动，做好员工自我防范工作，暂时停止各种集会活动。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2、针对公共区域的防疫措施费用该由谁承担？答：物业服务公司的费用也依核定方式有所区分。包干制下的物业公司的成本应包括疫情防控支出的成本。若物业公司认为投入成本过高超出物业公司的承受范围，应主动与该区域的业委会或者为设立业委会的当地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商沟通，争取适当地从公共收益中获取相应补贴。酬金制下的物业服务企业，物业公司以收取的物业服务资金为基础，在抽取依合同约定的比例和相应数额的费用为企业自身收益后，剩下的资金应作为防疫的支出成本，该剩余资金在成本支出有结余的应继续由业主享有，若无法弥补防疫成本，业主应承担，物业公司可在进行相应支出后向业主额外收取。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3、业主向租户免租后，租户的物业管理费是否也应当免交？答：除非物业公司同意，否则物业管理费不应免交。租金与物业管理费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租金减免不必然导致物业管理费减免。在疫情期间，物业公司仍然持续履行着物业服务工作，故业主（或租户）仍然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4、业主能否以疫情为由拒交、缓交物业费？答：业主不能以疫情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减免物业费，业主逾期缴费应构成违约。如果物业公司因疫情防控导致减少物业岗位人员配备，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质量等未明显下降，未对业主产生实质性损害的情况下，业主不能少交或不交物业管理费。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一、基本案情某公司经营用地（以下简称案涉土地）系承租而来，该公司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并在承租土地上修建厂房，以开展经营活动。2004年8月，某开发商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成片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此后，某开发商对取得的建设用地进行了部分开发，但是对某公司占用的案涉土地部分，并未进行拆迁。现某公司租赁期限并未届满，某开发商欲对其占用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本案的特殊性在于，2004年开发商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达不成协议时，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此后征收补偿工作统一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与被拆迁人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本案的难点在于，现在某开发商欲对某公司占用土地进行拆迁，如双方无法达成补偿协议，则拆迁程序如何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