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辨析，摘要：行政合同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而产生的。行政合同既有私法领域中的合同理念，也体现了一定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相比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专业大连知名律师案件简介：2010年刘某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经过三审三公示”，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2011年10月，刘某与该市第二房管所签订了廉租房租赁合同。2016年经相关部门审计认为刘某已经不符合继续租赁廉租房的条件，遂与刘某解除《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并要求刘某立即搬离。刘某与房管所协商无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审理：法院认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廉租房租赁合同应为行政合同，如果廉租房承租人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有争议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遂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评析：（一）行政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新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肯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性。根据通说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有：第一，行政合同当事人中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包括法律或行政机关授权的的组织等。当然，行政主体也可以为民事行为，其为实现一定的民事目的而进行民事行为时所签订的合同是民事合同。第二，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具有公益性，其产生、变更、消灭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大连知名律师顾问所以如果合同内容只涉及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则应视为民事合同。第三，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显然但是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这一点和民事合同完全不同。所以作为管理一方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面的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作为被管理一方的当事人则不享有此种权利。（二）《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首先，该合同是该市第二房管作为主体与刘某签订的，第二房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次，廉租房是指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廉租房管理部门与廉租房承租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三，廉租房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优益权，如果廉租房保障部门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等有争议的，廉租房保障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此，案例中《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应属于行政合同。（三）典型的行政合同类型典型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国家订购、政府采购合同、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政府工程项目的管理单位在《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实施后建设单位与联合体签合同应注意哪些问题？《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能力、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应当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合理确定牵头单位，并在联合体协议中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责任和权利。专业大连知名律师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所谓联合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或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通过联合体之间的协议结成联营组织，并通过协议明确内部分工或共同经营的方式，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向发包方承揽特定的工程。其特点包括：（1）需由两个以上承包单位共同组成，组成的联合体不具备法人资格，是个临时性的组织；（2）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3）中标后，各方以联合体名义与招标人共同签订合同。根据《招标投标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法律法规中关于联合体的规定，建设单位在与联合体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联合体的成立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2款规定，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大连知名律师顾问《建筑法》第二十七条第2款规定，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体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这是联合体的特别规定。《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也要求联合体的资质、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类似经验、业绩等应与工程规模相适应。避免低资质等级的承包人借用或挂靠高资质等级的承包人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从而降低承包人的管理能力以致影响工程质量，并影响合同的效力。（二）联合体之间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权力和义务，各自应承担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三）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如果联合体各方推荐牵头人或联合体代表人签订合同的，应当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权限、委托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声明。（四）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工程项目出现应由联合体承担责任的问题，建设单位有权选择联合体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多方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较为争议的是工程总承包联合体是否应当对分包工程承包人、材料供应商、租赁商等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也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而随意要求联合体一方为另一方的对外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出台，为工程总承包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但是《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作为住建部与发改委共同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既非行政法规，也非部门规章，自身的效力层级很低，司法裁判中的适用性不强，不能在民事诉讼案件中被直接引用，尤其是有关承发包双方风险分担、限制建设单位权利的条款等能否在司法实践中获得适用，尚需观察，建设单位不可盲目跟风。
福州大连知名律师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春柳街道开展普法宣传活动，2016年6月27日，本所政府法律顾问组的秦律师受邀在春柳街道为司法干警及社区居民开展普法宣传讲座。此次讲座的主题为——继承法的实践操作与应用。大连知名律师顾问本次讲座通过五个基本案例分别介绍了继承法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从而为广大司法干警及社区居民普及继承法相关法律知识及应用，从而达到让广大司法干警及居民知法、懂法、会用法的宣讲目的。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一、土地一级开发篇 1、因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房地产项目开竣工时间延期如何处理？答：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对土地出让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一般情况下，土地出让双方会在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逾期开竣工的违约责任。如因疫情防控需要，政府对于工地开工等采取限制性措施而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按时开工竣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援引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主张免除责任。专业大连知名律师2、因疫情影响造成逾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如何处理？答：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逾期未全部支付土地使用出让金的，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疫情防控虽然有可能因迟延开工、隔离措施等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但并不必然导致土地受让方不能履行土地出让金的支付义务，除因假期顺延，金融支付系统关闭等因素导致不能按时进行付款操作可主张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外，土地受让方不能援引不可抗力进行抗辩。3、因疫情影响导致土地闲置如何处理？答：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如果因 “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 或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导致土地闲置的，可以采取延长动工期限等方式进行处理。如因疫情防控需要，政府采取相应停工等管控性措施导致不能按期开工，进而构成土地闲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不可抗力为由而主张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但在本次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出现的土地闲置的，则地产企业不能够以此主张免责。大连知名律师顾问4、防疫建设项目可否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答：防疫建设项目可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2月1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支持疫情防控建设项目先行使用土地，对选址有特殊要求，确需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视作重大项目允许占用。使用期满不需转为永 久性建设用地的，使用结束后恢复原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不再补办用地手续。需要转为永 久性建设用地的，待疫情结束后及时完善用地手续。同时，要做好被占地单位和群众的补偿安置。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五、地产租赁篇1、租赁房屋因疫情防控需要暂时无法使用的，承租人能否要求延长租期或减免相应租金？答：对于因政府命令而停止营业的承租户，因其直接受到政府命令这一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开展经营，实际导致承租户无法使用租赁房屋，该类承租户可援引不可抗力要求减免停止营业期间的租金。专业大连知名律师对于其他承租户，虽然其经营状况也受到” 新冠” 疫情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该类承租户无权要求援引不可抗力减免租金。2月6日，辽宁省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1个月房租免收、2个月房租减半。2、房屋租赁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承租人能否要求解除合同？大连知名律师顾问答：对于承租房屋系短期用于服务行业的，比如出租用于游客旅游居住，因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合同处于履行不能状态，承租人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对于承租人因疫情防控影响导致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成本过高的，依照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8条的规定，承租人亦可以请求提前终止租赁合同，但需要支付适当违约金。3、承租人以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为由拖欠租金，出租人能否解除合同？答：承租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如能证明因受防控措施影响导致无法支付租金的，出租人不能因此要求解除合同。但如果在隔离等防控措施解除后的合理期限内，承租人经催告仍不支付租金，则出租人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解除权主张解除合同。4、商场采取管控措施导致租户营业状况受影响，租户能否提出营业损失索赔？答：一方面商场采取的管控措施是为了落实政府命令，另一方面商场所采取的管控措施并未对租赁合同本身造成无法履行的影响，因此商场所采取的管控措施即使间接导致承租户营业损失，承租户也无权就此索赔营业损失。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大连知名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大连知名律师顾问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