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二、2011年以前的土地拆迁补偿状况1、适用法律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因此，自2001年11月1日起城市规划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适用该条例的规定。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 2、拆迁补偿工作处理流程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为拆迁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并与被拆迁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土地出让系属于毛地出让，由开发商负责对地上房屋等建筑物进行拆迁。政府及协会法律咨询3、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界定的"拆迁"，本质上是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产权的征收，而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依据前述《物权法》规定，政府征收居民享有所有权房屋的行为，是政府与居民间的行政关系；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却规定：拆迁的决策主体是政府，政府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由开发商等企业进行拆迁及补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的悖离，导致出现先拆迁后补偿情况，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应对疫情对合同履行带来的影响时，一方面应当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应当注意收集并固定证据为日后诉讼做好准备，及早谋划，妥善应对，争取将疫情造成的风险损失降到最低。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原则性应对建议：1、在疫情期间如需签订新的合同，应注意充分考量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可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在合同中作出事先安排。2、应注意收集新冠疫情可能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相关证据，为潜在官司做好证据准备。如政府延长假期的通知、建筑工地延迟复工的相关政府文件、施工人员被隔离、因疫情导致建设工程停工、逾期复工、供应商出具的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供货的证明、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证明等证据。3、应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及并与对方进行沟通协商。及时采取适当减损措施（如变更交付方式、延长交付期限、及时处理易损易耗标的物等），防止损失扩大，避免加重自身责任。政府及协会法律咨询4、应密切关注政策形势，及时利用政策便利消减法律风险。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锡、上海、浙江等多地出台针对房地产的楼市新政，包括延期缴纳税款、金融支持、调整预售条件、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措施，重塑楼市信心，不排除接下还有其他城市出台相关举措。 特别说明: 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均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在个案中也有可能存在不同差别，本文并非正式的法律意见，仅供参考。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政府及协会法律咨询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浅谈新《公司法》认缴制下 债权人的风险及完善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建议，因此，笔者基于上述风险，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一、对认缴期限加以限制及公示严厉禁止虚化缴纳期限，将缴纳期限限制在可控可行的范围内，并在营业执照上加以公示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二、财务状况适当公开一直以来，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财务状况均被视为商业秘密而几乎从不对外公开，在此前实行实缴制时，债权人在交易时尚有注册资本作为是否与对方达成合作的参考，而如今，注册资本成为一个虚化的功能，这给债权人对对方的经营资产及财务状况的判断造成较大障碍。因此，适当地公开财务状况是认缴制改革后对公司监管的必要措施。政府及协会法律咨询实行公司财务状况公开必须由国家权威部门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此举一方面能为交易的另一方即债权人提供一个了解该公司实力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展现自身财力与实力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把自身良好的财务状况向社会公开，着实能提高其在交易中的话语权和谈判筹码，可谓一举两得。三、对未缴足注册资本的公司的分红加以限制在公司注册资本未缴足前，除公司的必要开支，不得进行分红。这样可以有效限制股东通过分红方式瓜分公司财产，逃避缴纳注册资本的情况发生，也是变相督促股东尽快缴足注册资本，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四、加强对恶意逃避认缴及抽逃等行为的刑事责任在注册资本重要性正在被去除的背景下，不少债权人对注册资本的认识却仍停留在“越多越好”的层面，巨额的认缴出资会给债权人造成可以深信的假象，从而陷入错误的认识，故现阶段需要对一系列瑕疵出资行为做严格的限制。综上，笔者认为，现阶段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对认缴制下的企业及股东做合理的限制不仅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更对交易稳定及市场效率起到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