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委托关系，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专业大连知名律师”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如果发包人明知存在挂靠的事实，挂靠人则可依据该条规定主张权利。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之规定，在签订合同时，发包人不知道存在挂靠事实的，挂靠人则可依据该条规定主张权利，但若出现“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形时，挂靠人可依据《合同法》第73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大连知名律师咨询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之规定，借用资质方（挂靠人）可以依据挂靠协议，通过被借用资质方（被挂靠单位）提出相应的工程款给付主张，如被借用资质方（被挂靠单位）怠于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的，则挂靠人可根据该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代位权之诉。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大连知名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大连知名律师咨询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建设工程中借用资质的法律实务探讨(一）（二）一、借用资质的基本概念:没有建筑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其名义对外承揽工程，这种行为在实务中常被称为“挂靠行为”。挂靠主要指无相应资质的企业或个人，为承揽工程项目，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各种形式借用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的名义，从事工程承包、建设的行为。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即指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专业大连知名律师二、借用资质施工的法律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之规定，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应认为为无效合同，通常情况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但在建设工程领域中，鉴于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从事建筑活动的现象普遍存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大连知名律师咨询”该条规定是基于我国建筑行业的特殊情况和普遍现象作出的特殊规定，一方面法律否定借用资质从事建筑活动的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实际施工人应得工程款的保护。
2019年4月23日下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消防法》的修改。此次《消防法》修订共涉及11项修改，本文意从本次修订的背景、修改内容解读，分析此次修改的亮点和不足以及对相关企业影响等方面分析本次《消防法》的修订，并对后续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建议。专业大连知名律师一、立法背景：《消防法》是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法律。现行《消防法》自1998年9月1日施行以来，对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面对着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要求，现行《消防法》的一些规定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消防工作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消防工作责任主体规定不够全面，责任不够完善和清晰，制约和影响了消防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适应消防工作社会化的需要；二是对消防监督管理制度的设置不适应形势需要，计划经济时期包揽式管理的色彩较浓，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监督职责与有关责任主体的消防安全职责不明晰，不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三是缺乏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防范火灾风险的规定，不利于发挥市场主体在保障消防安全方面的作用；四是对违反消防法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规定不全，处罚力度不够，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不能有效消除和制止违反消防法规行为和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因此，消防改革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大连知名律师咨询会议强调：深化消防执法改革，要创新监管方式，强化源头治理，深化简政放权，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的门槛和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执法行为，推行消防执法事项全部向社会公开，构建消防监督管理体系，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在本次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明确表示，根据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精简审批环节的要求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等文件中关于将部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划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规定，草案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了修改，调整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主管部门，并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具体规定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可见，本次修正理顺了机构职能划转而进行的法律上的链接。
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三、涉及垫资施工的合同的效力1、以往涉及施工单位垫资合同的效力认定禁止政府投资项目由施工单位垫资施工主要依据是2006年1月4日原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布的《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但是该《通知》在法律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该《解释》的规定认可了垫资施工的行为，认为政府投资建设单位垫资施工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并且也明确约定对于垫资利益在法定标准之内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垫资施工合同大多是按照有效合同进行处理的。专业大连知名律师2、《政府投资条例》实施对于施工合同效力的影响谈论合同效力的问题，则必然会涉及对强制性规范的理解，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国家公权力必须执行的、不能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排除或改变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强制性规范分为两类，一类为管理性强制规范；一类为效力性强制规范。违反管理性规范，仅产生公法上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并不当然的受影响，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才会导致合同无效。《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隐含着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减少政府因大量举债可能会造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则《条例》可以作为合同无效的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大连知名律师咨询总之，自《条例》正式实施之后，施工单位在承包项目时，对于垫资条款或变相的垫资条款应审慎对待，避免因垫资约定无效损害自己的权益，同时政府相关部门更应该合法合规对项目工程投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