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街道与建方律师就司法服务事宜进行会面交流，2016年3月11日，我所徐长胜主任及团队律师与大连市春柳街道孙书记、王主任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就春柳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宜进行会面交流。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工作创新年活动”，春柳街道将与我所携手合作，创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孙书记强调：“要在寄情、说理、求法的理念下，开展春柳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通过树立“一种”法律服务理念，实现家庭、邻里、社会大和谐；搭建“二级”法律服务组织架构，实现纵向贯通全方位；统筹“三方”法律服务资源，实现横向连通多角度；建立“四个”法律服务平台，实现载体服务无死角；提供“五大”法律服务产品，实现需求供给全覆盖；创新“六项”法律服务机制，实现服务保障立体化。为新时期深化社会治理，全面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出一个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体系。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四、商品房买卖篇1、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开发商延期交房应否承担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答：（1）因开发商开发楼盘的工地人员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并导致停止施工的，或者因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施工人力短缺、设备材料无法运输、工期延误等的，应当认定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开发商可在相应的延误期内免责。但开发商应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因其未及时通知购房者而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不能免责。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2）导致开发商延期交房的原因既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又有开发商的过错，若开发商已经履行应尽义务仍不能避免延误工期的，可以全部免除其责任；如果既有开发商管理不善等过错因素，也有疫情防控因素，则应按原因力大小酌情免除开发商的责任。2、受疫情防控措施因素影响，开发商逾期交房，购房者能否要求解除合同？答：如逾期交房确因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且疫情防控过后商品房继续开发建设不存在障碍，因疫情防控措施系属不可归责于开发商的原因，故购房者不能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如开发商逾期交房并非仅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则应排除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因素后，根据开发商的违约程度，结合合同对于违约责任的具体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3、购房者签订商品房预约合同并交付定金后，因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与开发商签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能否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返还定金？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据此，购房者能够证明因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可以请求解除预约合同并要求开发商返还定金。4、购房者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及时向开发商支付购房款，开发商能否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要求购房者支付违约金？答：购房者支付购房款的行为属于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通常不会因为疫情的原因而导致履行不能，因此，一般情况下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而主张免责。但如果因购房者正处于感染救治阶段，或者因假期顺延银行未能及时放款等原因导致未能按时履行付款义务的，则购房者可以主张免责。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 三、2011年以后的土地拆迁补偿状况1、适用法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因为存在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情况，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公布并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随即被废止。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2、拆迁补偿工作处理流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市、县级人民政府有权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前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土地出让采取净地出让的方式，由市、县级政府在土地出让前，先行与被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相应补偿。开发商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不需要再进行拆迁补偿。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 3、新旧法差别首先，拆迁的法律主体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了政府是征收人，房屋产权人是被征收人，政府与房屋产权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金；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拆迁许可证制度，由政府作为第三方颁发拆迁许可证，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是拆迁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两个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政府负责裁决。其次，拆迁的目的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只有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老百姓的房屋，征收属于政府行政行为。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只要是城市规划的需要，政府颁发拆迁许可证后就可以进行拆迁。再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政府行政强制拆迁的权利。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政府才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一、土地一级开发篇 1、因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房地产项目开竣工时间延期如何处理？答：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对土地出让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一般情况下，土地出让双方会在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逾期开竣工的违约责任。如因疫情防控需要，政府对于工地开工等采取限制性措施而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按时开工竣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援引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主张免除责任。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2、因疫情影响造成逾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如何处理？答：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逾期未全部支付土地使用出让金的，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疫情防控虽然有可能因迟延开工、隔离措施等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但并不必然导致土地受让方不能履行土地出让金的支付义务，除因假期顺延，金融支付系统关闭等因素导致不能按时进行付款操作可主张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外，土地受让方不能援引不可抗力进行抗辩。3、因疫情影响导致土地闲置如何处理？答：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如果因 “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 或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导致土地闲置的，可以采取延长动工期限等方式进行处理。如因疫情防控需要，政府采取相应停工等管控性措施导致不能按期开工，进而构成土地闲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不可抗力为由而主张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但在本次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出现的土地闲置的，则地产企业不能够以此主张免责。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4、防疫建设项目可否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答：防疫建设项目可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2月1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支持疫情防控建设项目先行使用土地，对选址有特殊要求，确需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视作重大项目允许占用。使用期满不需转为永 久性建设用地的，使用结束后恢复原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不再补办用地手续。需要转为永 久性建设用地的，待疫情结束后及时完善用地手续。同时，要做好被占地单位和群众的补偿安置。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顾问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