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辨析，摘要：行政合同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而产生的。行政合同既有私法领域中的合同理念，也体现了一定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相比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案件简介：2010年刘某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经过三审三公示”，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2011年10月，刘某与该市第二房管所签订了廉租房租赁合同。2016年经相关部门审计认为刘某已经不符合继续租赁廉租房的条件，遂与刘某解除《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并要求刘某立即搬离。刘某与房管所协商无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审理：法院认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廉租房租赁合同应为行政合同，如果廉租房承租人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有争议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遂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评析：（一）行政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新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肯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性。根据通说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有：第一，行政合同当事人中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包括法律或行政机关授权的的组织等。当然，行政主体也可以为民事行为，其为实现一定的民事目的而进行民事行为时所签订的合同是民事合同。第二，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具有公益性，其产生、变更、消灭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大连律师事务所顾问所以如果合同内容只涉及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则应视为民事合同。第三，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显然但是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这一点和民事合同完全不同。所以作为管理一方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面的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作为被管理一方的当事人则不享有此种权利。（二）《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首先，该合同是该市第二房管作为主体与刘某签订的，第二房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次，廉租房是指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廉租房管理部门与廉租房承租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三，廉租房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优益权，如果廉租房保障部门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等有争议的，廉租房保障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此，案例中《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应属于行政合同。（三）典型的行政合同类型典型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国家订购、政府采购合同、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浅议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或撤销的,在相对人无过错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必须合理地补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步伐的加快，学界对这一原则的研究也日益重视。本文仅就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适用做一粗浅探究。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一、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行政主体应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做出行政行为,这是现代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的首要要求,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行为在公民之中的公信力,也才能使公民在心中产生行政行为是可信赖的意识。（二）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信赖保护是保护在信赖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和废除。大连律师事务所顾问这种实施在实际中不仅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这是法治国家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三）行政相对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的产生。信赖保护是为了法的安定性和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因此,行政相对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是信赖保护的实质性内容,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在信赖保护的内容中占据重要位置,起着核心作用。（四）要有适当的方式对行政相对人正当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的利益予以适当方式的保护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最终实现,也是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能得以体现的重要环节，信赖保护若缺少这一环节将变得苍白无力,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二、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由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使得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必然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一）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忠诚，同时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的要求，也是树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信任，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合法信赖的前提和基础。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明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树立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的真诚信赖，行政主体必须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例如，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得进行欺诈、威胁、逼迫，不得以虚假的表示误导相对人。如果不是可归责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的情形，行政主体在作出上述行为后，造成相对人损害的，相对人就可以信赖保护原则而要求行政主体给以利益保护（二）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制定对相对人具有溯及力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其效力不得适用于施行前已经终结的事实，即使作出具有“假溯及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这是法治国家中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规范的尊严，维护国家的公信力，从而也才能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安全。虽然在法治国家法律规范也必然要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而不断调整，但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法律规范，公民必然对之产生信赖，如果朝令夕改，法律规范没有连续性，则社会生活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谈不上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尤其是在制定对公民具有侵犯性、负担性规则时，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该规则不得溯及既往。（三）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必须受到限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如果作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应当依其职权并经正当程序予以撤销。具体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负担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可随时依法撤销。 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也会发生其独特的作用。例如，当行政机关撤销一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而代之以另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更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以，更准确地说，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是原则，不撤销是例外。这里的例外情形主要是不撤销该行为的私人信赖利益明显大于公共利益。对违法的有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授益行政行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授益具体行政行为不得一概撤销。而应遵守不撤销是原则，撤销是例外之规则。这里的例外情形主要是撤销该行为的公共利益明显大于私人的信赖利益。(四）具体行政行为的废止应受到限制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是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的。而行政行为的废止则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原行政行为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有权机关决定终止该行为往后的效力。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行为的废止也应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对合法的不利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废止。对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除非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得废止。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大连律师事务所顾问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建设工程中借用资质的法律实务探讨(一）（二）一、借用资质的基本概念:没有建筑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其名义对外承揽工程，这种行为在实务中常被称为“挂靠行为”。挂靠主要指无相应资质的企业或个人，为承揽工程项目，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各种形式借用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的名义，从事工程承包、建设的行为。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即指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二、借用资质施工的法律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之规定，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应认为为无效合同，通常情况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但在建设工程领域中，鉴于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从事建筑活动的现象普遍存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大连律师事务所顾问”该条规定是基于我国建筑行业的特殊情况和普遍现象作出的特殊规定，一方面法律否定借用资质从事建筑活动的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实际施工人应得工程款的保护。
政府工程项目的管理单位在《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实施后建设单位与联合体签合同应注意哪些问题？《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能力、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应当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合理确定牵头单位，并在联合体协议中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责任和权利。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所谓联合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或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通过联合体之间的协议结成联营组织，并通过协议明确内部分工或共同经营的方式，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向发包方承揽特定的工程。其特点包括：（1）需由两个以上承包单位共同组成，组成的联合体不具备法人资格，是个临时性的组织；（2）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3）中标后，各方以联合体名义与招标人共同签订合同。根据《招标投标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法律法规中关于联合体的规定，建设单位在与联合体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联合体的成立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2款规定，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大连律师事务所顾问《建筑法》第二十七条第2款规定，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体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这是联合体的特别规定。《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也要求联合体的资质、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类似经验、业绩等应与工程规模相适应。避免低资质等级的承包人借用或挂靠高资质等级的承包人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从而降低承包人的管理能力以致影响工程质量，并影响合同的效力。（二）联合体之间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权力和义务，各自应承担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三）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如果联合体各方推荐牵头人或联合体代表人签订合同的，应当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权限、委托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声明。（四）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工程项目出现应由联合体承担责任的问题，建设单位有权选择联合体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多方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较为争议的是工程总承包联合体是否应当对分包工程承包人、材料供应商、租赁商等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也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而随意要求联合体一方为另一方的对外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出台，为工程总承包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但是《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作为住建部与发改委共同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既非行政法规，也非部门规章，自身的效力层级很低，司法裁判中的适用性不强，不能在民事诉讼案件中被直接引用，尤其是有关承发包双方风险分担、限制建设单位权利的条款等能否在司法实践中获得适用，尚需观察，建设单位不可盲目跟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