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消防法》的修正案，笔者建议：1、组建审查验收机构。省市县区各级住建部门组建相应的内设审验机构，明确审验负责的具体机构及职责。2、建设工程审验范围将重新划定。依据新《消防法》第11条，住建部应规定“特殊建设工程”，也就是要明确哪些建设工程需要进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在当前全国“放管服”大形势下，这个范围也可能会与之前不同。3、划定审验标准。专业大连知名律师前不久，住建部开始征求《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全文强制性规范）意见，在规范制订修订计划里面，还有相关的消防设施全文强制性规范。这也意味着，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的标准尺度也极有可能随着职能转移而发生变化。4、制订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备案抽查办法。大连知名律师咨询根据新《消防法》第14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办法由住建部负责制订，新的办法中，格式、材料、时间将可能有新的规定。5、制订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方面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则。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等单位，处罚的程序、额度、调查和执行、申诉和复议等，均应有新的规定与之配合，保障新《消防法》的顺利实施。6、明确与消防救援机构的衔接。建设工程的审验资料，移交、通气或相互衔接配合，均需要制定相关规则予以支持。综上，新修改的《消防法》是在深化消防执法改革，推行消防执法事项全部向社会公开，构建消防监督管理体系大背景下的创新之举，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此次修订涉及的部门多，衔接任务增多，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好，支撑好，衔接好，以便更好更高效的贯彻实施新消防法，达到立法的初衷。
徐州大连知名律师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春柳街道开展普法宣传活动，2016年6月27日，本所政府法律顾问组的秦律师受邀在春柳街道为司法干警及社区居民开展普法宣传讲座。此次讲座的主题为——继承法的实践操作与应用。大连知名律师咨询本次讲座通过五个基本案例分别介绍了继承法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从而为广大司法干警及社区居民普及继承法相关法律知识及应用，从而达到让广大司法干警及居民知法、懂法、会用法的宣讲目的。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大连知名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大连知名律师咨询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 六、物业管理篇1、疫情期间，物业服务公司配合疫情防治的职责有哪些？答：根据2020年1月28日《关于做好全省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辽住建房〔2020〕1号的规定，各物业服务公司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要按照属地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指导和要求，配合社区等部门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统一防鼠灭鼠行动，做好员工自我防范工作，暂时停止各种集会活动。专业大连知名律师2、针对公共区域的防疫措施费用该由谁承担？答：物业服务公司的费用也依核定方式有所区分。包干制下的物业公司的成本应包括疫情防控支出的成本。若物业公司认为投入成本过高超出物业公司的承受范围，应主动与该区域的业委会或者为设立业委会的当地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商沟通，争取适当地从公共收益中获取相应补贴。酬金制下的物业服务企业，物业公司以收取的物业服务资金为基础，在抽取依合同约定的比例和相应数额的费用为企业自身收益后，剩下的资金应作为防疫的支出成本，该剩余资金在成本支出有结余的应继续由业主享有，若无法弥补防疫成本，业主应承担，物业公司可在进行相应支出后向业主额外收取。大连知名律师咨询3、业主向租户免租后，租户的物业管理费是否也应当免交？答：除非物业公司同意，否则物业管理费不应免交。租金与物业管理费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租金减免不必然导致物业管理费减免。在疫情期间，物业公司仍然持续履行着物业服务工作，故业主（或租户）仍然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4、业主能否以疫情为由拒交、缓交物业费？答：业主不能以疫情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减免物业费，业主逾期缴费应构成违约。如果物业公司因疫情防控导致减少物业岗位人员配备，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质量等未明显下降，未对业主产生实质性损害的情况下，业主不能少交或不交物业管理费。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二、建设工程篇1、因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工期顺延如何处理？答：因疫情防控措施如各地人员流动控制、政府要求延期复工等导致工期顺延，建设方主张施工方承担违约责任，施工方以不可抗力予以抗辩的，应当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予以处理，双方合同没有约定的，施工方可以援引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专业大连知名律师2、施工方包工包料施工，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造成材料供应不能如何处理？答：施工方应及时通知建设方，妥善协商解决办法。如存在损失，首先根据合同约定处理，如合同没有约定，应根据公平原则，由双方合理分担。3、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造成材料价格上涨，施工方能否要求调整工程价款？答：首先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如果双方签订的合同对于不可抗力情形下合同责任承担有明确约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通用条款，则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如双方合同无明确约定，则根据公平原则，由双方分担。大连知名律师咨询4、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造成人工成本增加，施工方能否因此调整工程价款？答：在结算工程价款时优先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处理，如果双方合同对此没有约定，则根据本地区关于人工费调整的文件执行，人工费调整文件对此类情形未予规定的，根据公平原则，由双方分担。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二、2011年以前的土地拆迁补偿状况1、适用法律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因此，自2001年11月1日起城市规划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适用该条例的规定。专业大连知名律师 2、拆迁补偿工作处理流程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为拆迁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并与被拆迁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土地出让系属于毛地出让，由开发商负责对地上房屋等建筑物进行拆迁。大连知名律师咨询3、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界定的"拆迁"，本质上是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产权的征收，而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依据前述《物权法》规定，政府征收居民享有所有权房屋的行为，是政府与居民间的行政关系；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却规定：拆迁的决策主体是政府，政府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由开发商等企业进行拆迁及补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的悖离，导致出现先拆迁后补偿情况，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