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 六、物业管理篇1、疫情期间，物业服务公司配合疫情防治的职责有哪些？答：根据2020年1月28日《关于做好全省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辽住建房〔2020〕1号的规定，各物业服务公司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要按照属地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指导和要求，配合社区等部门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统一防鼠灭鼠行动，做好员工自我防范工作，暂时停止各种集会活动。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2、针对公共区域的防疫措施费用该由谁承担？答：物业服务公司的费用也依核定方式有所区分。包干制下的物业公司的成本应包括疫情防控支出的成本。若物业公司认为投入成本过高超出物业公司的承受范围，应主动与该区域的业委会或者为设立业委会的当地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商沟通，争取适当地从公共收益中获取相应补贴。酬金制下的物业服务企业，物业公司以收取的物业服务资金为基础，在抽取依合同约定的比例和相应数额的费用为企业自身收益后，剩下的资金应作为防疫的支出成本，该剩余资金在成本支出有结余的应继续由业主享有，若无法弥补防疫成本，业主应承担，物业公司可在进行相应支出后向业主额外收取。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咨询3、业主向租户免租后，租户的物业管理费是否也应当免交？答：除非物业公司同意，否则物业管理费不应免交。租金与物业管理费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租金减免不必然导致物业管理费减免。在疫情期间，物业公司仍然持续履行着物业服务工作，故业主（或租户）仍然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4、业主能否以疫情为由拒交、缓交物业费？答：业主不能以疫情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减免物业费，业主逾期缴费应构成违约。如果物业公司因疫情防控导致减少物业岗位人员配备，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质量等未明显下降，未对业主产生实质性损害的情况下，业主不能少交或不交物业管理费。
政府工程项目的管理单位在《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实施后建设单位与联合体签合同应注意哪些问题？《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能力、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应当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合理确定牵头单位，并在联合体协议中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责任和权利。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所谓联合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或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通过联合体之间的协议结成联营组织，并通过协议明确内部分工或共同经营的方式，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向发包方承揽特定的工程。其特点包括：（1）需由两个以上承包单位共同组成，组成的联合体不具备法人资格，是个临时性的组织；（2）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3）中标后，各方以联合体名义与招标人共同签订合同。根据《招标投标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法律法规中关于联合体的规定，建设单位在与联合体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联合体的成立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2款规定，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咨询《建筑法》第二十七条第2款规定，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体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这是联合体的特别规定。《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也要求联合体的资质、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类似经验、业绩等应与工程规模相适应。避免低资质等级的承包人借用或挂靠高资质等级的承包人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从而降低承包人的管理能力以致影响工程质量，并影响合同的效力。（二）联合体之间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权力和义务，各自应承担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三）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如果联合体各方推荐牵头人或联合体代表人签订合同的，应当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权限、委托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声明。（四）在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工程项目出现应由联合体承担责任的问题，建设单位有权选择联合体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多方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较为争议的是工程总承包联合体是否应当对分包工程承包人、材料供应商、租赁商等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也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而随意要求联合体一方为另一方的对外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出台，为工程总承包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但是《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作为住建部与发改委共同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既非行政法规，也非部门规章，自身的效力层级很低，司法裁判中的适用性不强，不能在民事诉讼案件中被直接引用，尤其是有关承发包双方风险分担、限制建设单位权利的条款等能否在司法实践中获得适用，尚需观察，建设单位不可盲目跟风。
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三、借贷融资篇1、因疫情原因导致资金支付能力下降，开发商不能及时还款银行贷款的，如何处理？答：还款是履行金钱支付义务行为，受疫情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减少，现场业务办理确为不便。但当下社会电子支付方式已经普遍，疫情影响也不会导致借款人自身的还款义务消灭，故借款人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除因假期迟延导致金融系统关闭而未能及时支付偿还融资款项时可主张免责外，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因疫情事件导致其支付能力下降而要求免责的，不能成立。但根据 2020 年 2 月 1 日《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2020〕29 号)规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如果因疫情原因导致支付能力下降，不能及时还款，建议房产地开发企业与银行及时取得联系，争取能够协商调整还款期限、利率等合同内容。2、因疫情影响导致合作方之间的资金不能按时支付，如何处理？答：合作方之间的资金支付问题，也属于履行金钱支付义务的行为，处理思路同上。合作方之间的资金支付义务往往与其他合同义务紧密相连，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出现交叉违约等情形，激化矛盾，甚至影响合作事项的推进。双方应该在公平原则上协商处理后续合同义务的履行问题，避免后续产生其他争议。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咨询3、疫情期间，金融机构以疫情对企业经营造成影响为由，提前要求解除金融借款合同，停止或迟延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的，如何处理？答：根据 2020 年 2 月 1 日《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 号)规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帮助和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维护社会就业稳定，是疫情防控在经济领域延伸的应有之意。在疫情防控期间，金融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未届满，没有法定和约定的其他理由，金融机构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不予支持；金融机构提前收回贷款或迟延交付贷款的，借款人可以请求金融机构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4、按揭贷款客户逾期还款，开发商是否可以疫情及防控政策作为抗辩理由，避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答：2020年2月1日《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第一条第四款规定，银行对于逾期贷款不视为违约的对象有两类：1.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2.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上述两类人员在疫情期间发生逾期还款的，开发商可根据不可抗力事由主张免除连带保证责任。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辨析，摘要：行政合同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而产生的。行政合同既有私法领域中的合同理念，也体现了一定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相比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案件简介：2010年刘某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经过三审三公示”，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2011年10月，刘某与该市第二房管所签订了廉租房租赁合同。2016年经相关部门审计认为刘某已经不符合继续租赁廉租房的条件，遂与刘某解除《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并要求刘某立即搬离。刘某与房管所协商无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审理：法院认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廉租房租赁合同应为行政合同，如果廉租房承租人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有争议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遂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评析：（一）行政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新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肯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性。根据通说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有：第一，行政合同当事人中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包括法律或行政机关授权的的组织等。当然，行政主体也可以为民事行为，其为实现一定的民事目的而进行民事行为时所签订的合同是民事合同。第二，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具有公益性，其产生、变更、消灭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咨询所以如果合同内容只涉及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则应视为民事合同。第三，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显然但是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这一点和民事合同完全不同。所以作为管理一方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面的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作为被管理一方的当事人则不享有此种权利。（二）《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首先，该合同是该市第二房管作为主体与刘某签订的，第二房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次，廉租房是指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廉租房管理部门与廉租房承租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三，廉租房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优益权，如果廉租房保障部门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等有争议的，廉租房保障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因此，案例中《廉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应属于行政合同。（三）典型的行政合同类型典型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国家订购、政府采购合同、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楼上漏水，纠纷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种案例：王先生与刘女士为上下楼邻居。2007年11月11日，由于王先生家在装修时操作不当致使卫生间水管破裂，大量自来水沿王先生家房屋地坪自上而下流入楼下刘女士房间内。此次漏水造成刘女士家客厅、卧室以及厨房大面积受损，所有房间地面积水，墙面涂料脱落，墙纸剥落，地板起翘。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家中大量物品受潮湿、水浸损坏，刘女士一家无法居住，只能另外租房住。对刘女士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说明。目前，住宅小区内住户之间因相邻房屋的排水、通风、噪音、采光等问题引发的邻里矛盾十分常见，而且有时这种邻里矛盾因处理方式不当导致矛盾升级，甚至对簿公堂，昔日友邻变今日仇人。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咨询所以，妥善解决邻里纠纷，对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法律上，将王先生与刘女士的这种基于上下楼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相邻关系。具体讲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的特点具体为：主体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必须是因为主体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相邻而发生的，例如因为房屋相邻产生了通风、采光的相邻关系；内容上是相邻一方有权要求他方提供必要的便利，他方应给予必要的方便，同时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侵害。本案例中，王先生和刘女士之间因居住相邻房屋所发生的关系即为相邻关系，王先生和刘女士即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王先生在对自己房屋行使装修权利时，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不侵害到刘女士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以及去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物权法》第二编第七章对相邻关系都作出了明确规定。首先，处理相邻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16字方针。无论是房屋业主还是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在处理或调解相邻关系纠纷时都应当严格遵循上述基本原则。其次，不动产相邻方在妨碍了对方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再次，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适用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将相邻关系纠纷以及包括的类型作出详细规定，从而从程序上保证了实体法的适用，为人民法院解决此类纠纷确定受案标准，同时也为群众通过诉讼途径寻求救济提供方便。本案中，居住在楼下的刘女士对自己遭受的损失，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与楼上的王先生进行协商，要求其进行赔偿。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刘女士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王先生的侵权事实，判令王先生承担赔偿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诸如刘女士这种情况，目前是很常见的。楼下业主在发现漏水情况后，作为受损的一方，首先应当保护现场，并进行相关证据的保存，可以采取拍摄照片以及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现场公证等方式；其次，对于损失的范围，我们建议能请有评估资质的企业到现场进行评估。在收集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当然，由于毗邻而居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纠纷发生后，业主之间能够进行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这应该是最 佳也是最 有效的解决途径。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建设工程纠纷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建设工程纠纷律师咨询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