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涉法律问题及应对建议，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应对疫情对合同履行带来的影响时，一方面应当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应当注意收集并固定证据为日后诉讼做好准备，及早谋划，妥善应对，争取将疫情造成的风险损失降到最低。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原则性应对建议：1、在疫情期间如需签订新的合同，应注意充分考量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可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在合同中作出事先安排。2、应注意收集新冠疫情可能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相关证据，为潜在官司做好证据准备。如政府延长假期的通知、建筑工地延迟复工的相关政府文件、施工人员被隔离、因疫情导致建设工程停工、逾期复工、供应商出具的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供货的证明、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证明等证据。3、应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及并与对方进行沟通协商。及时采取适当减损措施（如变更交付方式、延长交付期限、及时处理易损易耗标的物等），防止损失扩大，避免加重自身责任。大连律师事务所咨询4、应密切关注政策形势，及时利用政策便利消减法律风险。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锡、上海、浙江等多地出台针对房地产的楼市新政，包括延期缴纳税款、金融支持、调整预售条件、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措施，重塑楼市信心，不排除接下还有其他城市出台相关举措。 特别说明: 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均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在个案中也有可能存在不同差别，本文并非正式的法律意见，仅供参考。
楼上漏水，纠纷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种案例：王先生与刘女士为上下楼邻居。2007年11月11日，由于王先生家在装修时操作不当致使卫生间水管破裂，大量自来水沿王先生家房屋地坪自上而下流入楼下刘女士房间内。此次漏水造成刘女士家客厅、卧室以及厨房大面积受损，所有房间地面积水，墙面涂料脱落，墙纸剥落，地板起翘。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家中大量物品受潮湿、水浸损坏，刘女士一家无法居住，只能另外租房住。对刘女士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说明。目前，住宅小区内住户之间因相邻房屋的排水、通风、噪音、采光等问题引发的邻里矛盾十分常见，而且有时这种邻里矛盾因处理方式不当导致矛盾升级，甚至对簿公堂，昔日友邻变今日仇人。大连律师事务所咨询所以，妥善解决邻里纠纷，对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法律上，将王先生与刘女士的这种基于上下楼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相邻关系。具体讲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的特点具体为：主体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必须是因为主体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相邻而发生的，例如因为房屋相邻产生了通风、采光的相邻关系；内容上是相邻一方有权要求他方提供必要的便利，他方应给予必要的方便，同时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侵害。本案例中，王先生和刘女士之间因居住相邻房屋所发生的关系即为相邻关系，王先生和刘女士即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王先生在对自己房屋行使装修权利时，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不侵害到刘女士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以及去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物权法》第二编第七章对相邻关系都作出了明确规定。首先，处理相邻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16字方针。无论是房屋业主还是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在处理或调解相邻关系纠纷时都应当严格遵循上述基本原则。其次，不动产相邻方在妨碍了对方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再次，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适用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将相邻关系纠纷以及包括的类型作出详细规定，从而从程序上保证了实体法的适用，为人民法院解决此类纠纷确定受案标准，同时也为群众通过诉讼途径寻求救济提供方便。本案中，居住在楼下的刘女士对自己遭受的损失，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与楼上的王先生进行协商，要求其进行赔偿。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刘女士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王先生的侵权事实，判令王先生承担赔偿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诸如刘女士这种情况，目前是很常见的。楼下业主在发现漏水情况后，作为受损的一方，首先应当保护现场，并进行相关证据的保存，可以采取拍摄照片以及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现场公证等方式；其次，对于损失的范围，我们建议能请有评估资质的企业到现场进行评估。在收集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当然，由于毗邻而居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纠纷发生后，业主之间能够进行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这应该是最 佳也是最 有效的解决途径。
浅议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或撤销的,在相对人无过错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必须合理地补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步伐的加快，学界对这一原则的研究也日益重视。本文仅就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适用做一粗浅探究。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一、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行政主体应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做出行政行为,这是现代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的首要要求,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行为在公民之中的公信力,也才能使公民在心中产生行政行为是可信赖的意识。（二）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信赖保护是保护在信赖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和废除。大连律师事务所咨询这种实施在实际中不仅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这是法治国家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三）行政相对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的产生。信赖保护是为了法的安定性和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因此,行政相对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是信赖保护的实质性内容,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在信赖保护的内容中占据重要位置,起着核心作用。（四）要有适当的方式对行政相对人正当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的利益予以适当方式的保护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最终实现,也是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能得以体现的重要环节，信赖保护若缺少这一环节将变得苍白无力,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二、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由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使得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必然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一）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忠诚，同时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的要求，也是树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信任，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合法信赖的前提和基础。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明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树立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的真诚信赖，行政主体必须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例如，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得进行欺诈、威胁、逼迫，不得以虚假的表示误导相对人。如果不是可归责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的情形，行政主体在作出上述行为后，造成相对人损害的，相对人就可以信赖保护原则而要求行政主体给以利益保护（二）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制定对相对人具有溯及力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其效力不得适用于施行前已经终结的事实，即使作出具有“假溯及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这是法治国家中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规范的尊严，维护国家的公信力，从而也才能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安全。虽然在法治国家法律规范也必然要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而不断调整，但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法律规范，公民必然对之产生信赖，如果朝令夕改，法律规范没有连续性，则社会生活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谈不上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尤其是在制定对公民具有侵犯性、负担性规则时，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该规则不得溯及既往。（三）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必须受到限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如果作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应当依其职权并经正当程序予以撤销。具体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负担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可随时依法撤销。 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也会发生其独特的作用。例如，当行政机关撤销一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而代之以另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更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以，更准确地说，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是原则，不撤销是例外。这里的例外情形主要是不撤销该行为的私人信赖利益明显大于公共利益。对违法的有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授益行政行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授益具体行政行为不得一概撤销。而应遵守不撤销是原则，撤销是例外之规则。这里的例外情形主要是撤销该行为的公共利益明显大于私人的信赖利益。(四）具体行政行为的废止应受到限制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是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的。而行政行为的废止则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原行政行为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有权机关决定终止该行为往后的效力。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行为的废止也应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对合法的不利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废止。对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除非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得废止。
春柳街道与建方律师就司法服务事宜进行会面交流，2016年3月11日，我所徐长胜主任及团队律师与大连市春柳街道孙书记、王主任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就春柳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宜进行会面交流。专业大连律师事务所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工作创新年活动”，春柳街道将与我所携手合作，创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大连律师事务所咨询孙书记强调：“要在寄情、说理、求法的理念下，开展春柳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通过树立“一种”法律服务理念，实现家庭、邻里、社会大和谐；搭建“二级”法律服务组织架构，实现纵向贯通全方位；统筹“三方”法律服务资源，实现横向连通多角度；建立“四个”法律服务平台，实现载体服务无死角；提供“五大”法律服务产品，实现需求供给全覆盖；创新“六项”法律服务机制，实现服务保障立体化。为新时期深化社会治理，全面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出一个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体系。
